双绿动态周刊(2017.11.25-12.1)

双绿六六圆桌会 2018-09-20 13:09:27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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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贸促会会长刘光溪: 参与澜湄合作 云南当仁不让

2017澜湄合作滇池论坛是十九大之后在云南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区域合作国际会议,也是为年底澜湄合作框架下的一系列的高层会议,及明年初的领导人会议做好相关讨论话题的预热和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地方、民间和市场的‘二轨道’作用。此次论坛意义重大,必将成为云南在区域合作方面的新名片!”云南省贸促会会长、中国双绿66人圆桌会专家委员会主席刘光溪如此评价11月24日开幕的2017年澜湄合作滇池论坛,他表示,该论坛是云南主动融入服务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形成云南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具体体现。

“澜湄合作并不是我们突然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个国家为了获得本国的特殊利益想出来的,它是我们‘1+5’澜湄国家的政府、工商界、企业界和各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孕育出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慢慢认识到我们要从过去零敲碎打的边境贸易、投资合作、人文合作中走出来,逐步形成一些机制化的、规范化的,甚至可以达到预期化的平台和机制。”刘光溪说。在这样的合作机制面前,横亘着经济发展不平衡、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跨境传染病、跨国犯罪等绊脚石。但在刘光溪看来,这些绊脚石终究不会成为合作道路上的障碍,“再高的山也是靠一粒粒石子形成的,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来对待澜湄合作。”


绿色金融资讯

黑土地孕育“绿”生机 专家为龙江绿色金融发展把脉

11月26日,“黑龙江绿色金融发展闭门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业内的知名专家和黑龙江省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及重点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龙江绿色金融发展。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在发言中强调,本地发展规划应和绿色金融紧密结合,根据发展规划进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开发和能力建设。以大粮仓、大森林、大冰雪等自然和生态条件闻名的黑龙江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通过保护绿色生态、开发绿色农业、营造“绿色”环境,推动经济运行企稳回升,致力于打造一条借“绿”生“金”的新路。

浙江湖州每年10亿元专项资金鼓励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11月28日,“中国•湖州太湖绿色金融小镇推介暨湖州绿色金融政策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浙江省湖州市宣布出台《建设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若干意见》,明确自今年起至2021年,该市将每年安排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专项资金10亿元,鼓励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据悉,本次出台的绿色金融“25”条政策由全力增加绿色金融供给、精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积极鼓励产品和服务创新、着力强化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五个方面、25条具体政策条款以及附则组成。

河北银行获准发行50亿元绿色金融债券

近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河北银行可公开发行不超过50亿元的绿色金融债券,成为河北省首家获准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地方法人银行。据介绍,该行本期绿色金融债券期限不超过5年,为单一期限品种或多种期限混合品种,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成员,以簿记建档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所募资金将“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节能、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清洁能源、生态保护等绿色产业项目。


人民币气候债券首次在巴黎上市

由中国银行巴黎分行发行的覆盖人民币欧元美元三个币种的气候债券28日在泛欧证券交易所总部挂牌上市,这是人民币气候债券首次在巴黎上市。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行长潘诺表示,这是由中资机构发行的气候债券首次在巴黎上市,也是全球首只经国际气候债券倡议组织认证的三币种气候债券上市。在上市前,该债券已于11月15日在巴黎顺利发行。资料显示,由该机构发行的三币种气候债券等值总计约15亿美元,包括固定和浮动两个利率品种,三年和五年两个期限。

兴业银行携手九江银行 开启绿色金融同业合作

11月29日,兴业银行与九江银行日前在江西省赣江新区签订绿色金融合作协议国内首个绿色金融同业合作正式落地。根据协议,兴业银行先期将提供智力输出、管理输出服务,参与九江银行绿色金融业务规划,提供研究、培训等专业支持,并通过提供绿色金融体制机制、管理模式及标准体系的规划咨询与设计,推动双方在绿色投融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和业务创新。同时,双方还将逐步深化品牌共建与协同推广,共同实现"由绿到金"的共赢发展。


发改委:鼓励民资参与PPP项目 项目建设再获助力

11月30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推进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PPP项目发行债券、开展资产证券化,拓宽项目融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运用PPP模式盘活存量资产,加大民间资本PPP项目融资支持力度。根据意见,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诚信体系建设。


绿色发展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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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等九省市12月1日起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水利部28日印发《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自2017年12月1日起在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四川、陕西、宁夏等九个省市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改革遵循了税费平移,不增加正常生产生活用水负担,用税收杠杆抑制不合理用水行为。这是继去年我国在河北率先试点水资源税后,改革试点首次扩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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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宪章大会关注能源可持续发展

第28届国际能源宪章大会28日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开幕。来自49个成员国和观察员国、12个国际组织和14个跨国能源巨头的近千名代表参加会议。大会主席马克萨特·巴巴耶夫在开幕式上说:“本次大会将为实现能源投资的可持续性、能源运输的可靠性以及能源供应的多样化提供一个很好的对话平台。”本届国际能源宪章大会主题为“扩大投资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和供应路线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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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推出106条地方税收优惠政策 助绿色金改区发展

11月28日,由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广州市国家税务局联合主办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税收政策研讨会”在广州花都举行。会上推出《服务广州市花都区绿色金融产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汇编》,共包含106条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发挥税收力量,助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下阶段,市税务部门将持续研究实施更多税收政策和服务举措,增强绿色金融、绿色企业的发展后劲,切实帮助企业降低税收负担,享受政策红利,全力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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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印发

2017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暂行规定》。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件,《规定》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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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长三角工业绿色发展各项指标全国居前

工业和信息化部12月1日发布《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报告》。报告称,总体来看,长三角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相对很高,各项指标处于全国前列。此外,长三角地区工业结构良好,污染物排放控制得当,清洁生产水平较高,但在水耗和部分污染物控制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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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将推激励政策 农村小水电向绿色转型

从在浙江金华举行的水利部绿色小水电建设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针对农村小水电绿色转型,水利部将建立绿色小水电标准体系和管理制度,初步出台包括财政补贴在内的相关激励政策,创建一批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表示,小水电站绿色发展要实现提质增效升级,通过绿色小水电创建工作,着力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标准领跑、政策扶持的绿色小水电建设新机制。安装生态机组、增添放水口、修建堰坝,是常见的生态改造手段。


双绿专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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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 加快构建内外一体化开放体制

——学习领会十九大有关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精神

刘光溪 云南省贸促会会长、云南省商务厅党组副书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适应新常态、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必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有力支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正能量。

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与十九大报告有关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论述

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2015年9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协同推进中西部对外开放,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利用外资是我们的长期方针,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扩大对外开放要同实施“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同国内改革发展衔接起来。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时间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早起我们力量不强、经验不足的时候,不少同志也曾满怀疑问,面对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我们能不能做到既利用对外开放机遇而又不被腐蚀或吃掉?当年,我们推动复关谈判、入世谈判,都承受着很大压力。今天看来,我们大胆开放、走向世界,无疑是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今年3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要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共担共治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共治共赢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告还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二、学懂弄通准确把握全面开放的基本内涵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从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到十九大“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从“更高水平”到“全面开放”这一变化,彰显并深化了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发展的智慧思考。全面开放意味着以更宽广、全方位地对话去消解经济对抗,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来实现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也意味着通天下、利天下。全面开放高度契合各国发展需求和共同利益,把中国人民的梦想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联通起来,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世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零和博弈”格局,而实现一场伟大的全球经济发展的“正和博弈”和“帕累托演进”。

(一)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优化双向开放布局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虽然我国储蓄和外汇比较充裕,但不能因此忽视利用外资的作用。利用外资不是简单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外资搭载的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市场机会等,带动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关起门来搞创新也不行。要坚持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提升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加强在创新领域的各种形式合作,促进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同时也应看到,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我国拥有强大的产能、适用的技术和较为充裕的外汇,扩大对外投资合作的条件比较成熟。要按照报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部署,在提高引进来质量和水平的同时,支持企业积极稳妥走出去。这既有利于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带动商品和服务输出、获取创新资源和营销网络,助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也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二)坚持统筹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更好结合,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我国对外开放从沿海起步,由东向西渐次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内陆和沿边地区开放取得长足发展,但总体上还是对外开放的洼地。西部地区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20%的经济总量,而对外贸易仅占全国的7%,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7.6%和7.7%。内陆和沿边地区劳动力充裕,自然资源富集,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逐步从开放末梢走向开放前沿,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广阔。要按照报告加大西部开放力度的部署,在深化沿海开放的同时,推动内陆和沿边地区从开放的洼地变为开放的高地,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进而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三)坚持制造领域开放与服务领域开放更好结合,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优化行业开放布局

制造业是我国开放时间较早、程度较深的领域,也是发展较快、竞争力较强的领域。今后,除极少数敏感领域外,其他制造业还要进一步开放,股比、业务范围等限制也要逐步放宽。相比之下,服务业对外开放相对滞后,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仍是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短板”。报告明确提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就是要在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同时,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四)坚持向发达经济体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更好结合,扩大同各方的利益交汇点,优化国别开放布局

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经贸伙伴,去年美国、欧盟、日本占我国外贸总额的36.4%。加上经香港等地的转口贸易,比重更高。巩固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可以稳定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盘。同时,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也日益密切。2014—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3.1万亿美元,占同期外贸总额的1/4以上;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近50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10左右。要按照报告的要求,坚持向发达经济体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实施“北上南下”战略,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全面发展同各方的平等互利合作,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进口来源多元化、投资合作伙伴多元化。

(五)坚持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更好结合,优化全球经济关系布局,做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贡献者

世贸组织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区代表的区域贸易安排,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两个“轮子”,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互补性竞争”关系正在形成。世贸组织有160多个成员,涵盖全球98%的贸易额,具有广泛代表性。世贸组织规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制度保障,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进入新世纪以来,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进程受阻,开放水平更高、灵活性更强的区域贸易安排蓬勃发展,成为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引擎。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既是拓展自身开放空间的需要,也体现了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责任担当。

(六)坚持人民币多边国际化与周边国际化并驾齐驱,推进市场导向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顺利发展,为金融全球治理做出贡献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然。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是加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的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占10.92%,排在第三位,成为国际上官方认可的国际储备货币。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前中期,必须坚持人民币多边国际化和周边国际化并行推进,以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导向促进人民币国家化,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七)坚持文化自信与文明成果吸收借鉴更好结合,实现人文科技双向开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文明元素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以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心态,兼蓄并收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用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文明元素。

三、全面认识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所处的新方位与面临的新形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已站在新的起点上,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

(一)经济全球化驱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受种种因素影响,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坎坷,多哈回合谈判徘徊不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抬头。同时,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大量涌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二)世界经贸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后,不少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的沼泽,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批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20%,全球经济格局“南升北降”、“东升西降”更加明显。全球需求结构深刻调整,要求我们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前景广阔的新兴市场。

(三)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从全球范围看,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仍在深化,但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受新兴经济体综合制造成本上涨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端制造环节加速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的牵引下,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服务外包和服务投资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热点,为新兴经济体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带来了机遇;新能源、云计算、3D制造、基因诊断与修复等新技术革命取得新突破,各国均对新兴产业发展寄予厚望,抢占产业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

(四)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我国经济经济仍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已达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这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资金、日趋完备的基础设施、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不断增强的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也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但随着我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低成本制造的传统优势受到削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但不管新兴业态如何层出不穷,也不管信息化、智能化、高端化怎么“花样翻新”,但是与人民群众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食品、消费品、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石油化工、装备制造、建筑材料、绿色有机、健康养生等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培育发展依然是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主战场,永远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朝阳产业,依然是支撑大国经济的肋骨脊梁。既不能被结构调整掉,更不能被转型升级掉。如何巩固传统优势、增创新优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五)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和期待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综合国力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加,各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更加关注中国的立场,更加注重对我国的借重与合作。同时,我国被加速推向国际事务前台,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等方面对我国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期待也越来越多。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外界认知同我国实际情况的落差,给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带来复杂影响。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带来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应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把握时机,在新时代、新方位唯有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内外一体化全面开放体制,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才能在错综复杂、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中站稳脚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

四、优化部署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行业区域布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迈出坚实步伐,初步建立了符合自身国情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但总体看,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体制不适应国内外形势和开放型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十九大报告提出: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一)优化行业开放布局

1.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创新外资管理体制。

现阶段利用外资不是简单的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吸收国际投资中搭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先进管理经验,这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至关重要。三十多年来,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得到极大的提升,跃居全球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得益于制造领域实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对外开放。相比之下,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低,竞争力弱,仍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块“短板”。壮大和发展服务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重点是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服务业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

多年来,我们采取逐案审批和产业指导目录的外资管理方式,同时,在一些领域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法律法规。这种管理方式的优点是产业政策导向性强,缺点是审批环节多,政策稳定性不足,容易导致“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行政成本和营商成本都较高。而世界越来越多国家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方式,将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列入清单,未列入的领域外资均可进入,内外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种管理方式有利于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为企业创造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借鉴这种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纠正“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倾向,赋予各类投资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不仅扩大了服务业市场开放,而且试行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今后国家将在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为在全国推行这种管理模式积累经验。

2.创新对外投资管理体制。

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外向型和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近十年,我国对外投资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但总体看我国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建设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对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形势,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金融服务、货物进出口、人员出入境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关键是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对外投资的各种限制,落实“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

3.加快跨国自由贸易协定区建设。

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开放相比,自由贸易区有对象可选、进程可控的特点,可以起到以局部带动整体的开放效果。目前,我国已经签署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水平不高、规模有限。今后,我们要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拓展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空间。要抓紧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进一步提升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积极推进中韩、中日韩、中澳(澳大利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适时启动与其他经贸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4.加快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自由贸易区在贸易和投资等方面比世贸组织有关规定更加优惠的贸易安排。目前我国已批准建设广东、天津、福建,上海、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11个自贸试验区。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应进一步扩大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范围,积极推动沿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并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自主权。

5.加快现代服务业建设。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发展时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有效途径。加快发展服务业,形成较为完备的服务业体系,提供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丰富产品,并成为吸纳城乡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也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二)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1.完善沿海对外开放

沿海地区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为我国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40年的发展,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产业结构从以工业为主向金融、信息、商业、审计、会计、法律事务、社会保险等全方位转变;外贸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初级产品比重大幅度降低,高附加值商品比重剧增,出口商品高级化加速;利用外资的形势也更加多样化和国际化。为进一步激发活力,加快创新,沿海对外开放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必须随之调整和完善。

2.扩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当前,我国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历史性机遇,但由于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存在开放口岸少、物流费用高、区域转关难等诸多亟待破解的制约因素。扩大内陆开放是一篇大文章,要从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方面下功夫,全面夯实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础。要创新内陆加工贸易模式,推进整机生产、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和研发结算在内陆地区一体化集群发展,使内陆地区成为沿海加工贸易链条的承接地。要统筹推进内陆地区国际大通道建设,加快建设面向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地区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航线,发展江海、铁海、陆航等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要推动内陆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扩大“属地申报、口岸放行”等改革试点,使内陆地区货物进出口逐步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提高口岸通行效率,降低通关成本。

3.加快沿边开放步伐

我国同14个国家毗邻,陆路边境总长2.28万公里,沿边139个县级行政区国土面积合计约20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45个少数民族。加快沿边开放,对优化对外开放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繁荣稳定的边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近年来,沿边地区对外开放迈出了坚实步伐,但受历史、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规模总体偏小,经贸合作层次不高,与周边国家合作机制不健全,经贸和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亟待提高。目前,我国加快沿边开放的有利条件在增多。周边国家人口众多,能源资源富集,近年来经济普遍发展较快,与我开展经贸合作的愿望强烈。推进沿边开放要坚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东西互动、内引外联的原则,在“边”字上做文章,从合作机制和开放政策上寻求突破。要创新沿边开放政策,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要发挥金融对沿边开放的支撑作用,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为沿边开放提供良好条件。要鼓励边境地区与毗邻国地方政府之间建立高效务实的工作机制,及时解决毗邻地区经贸和人员往来中的问题。

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有4060公里边境线;通过湄公河与柬埔寨、泰国相连;与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紧邻,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开放优势和人文优势。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澜湄合作机制建设,特别是认真贯彻落实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时对云南的“三大定位”,积极围绕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目标,加快建设区域性国际经济贸易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和人文交流中心,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构建全面开放体制机制,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为内陆省区市和各类企业依托云南沿边开放“走出去”,强化服务、搭建平台、架设桥梁,借力增强辐射能力。积极结合我省产业发展现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推动一二三产业走出去,努力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经贸中心建设;以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海关特殊监管区为重点,促进开放平台建设;立足云南为农业省份的实际,加快促进培育普洱茶、鲜花、核桃、牛肉、蔬菜等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大产业,推动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走出去”开拓国内国际市场,积极推动形成云南全面开放新格局。

五、科学构建内外一体化开放体制,优化制度体制开放安排,实现制度要素有效供给

40年的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开放,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推进开放,形成了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局面。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策略由改革之初的出口创汇导向、外贸调剂余缺,到了1990年代的加工贸易导向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再到2000年代入世后的机制化开放并形成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新格局。现在进入2010年代以来全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全方位开放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我国的开放区域布局战略也伴随开放政策与行业的调整而调整,由“点”到“角”,由“角”到“圈”,由“圈”到“区”,由“区”到“面”,由“面”到“线”(带路)的发展演变。这样开放政策的全方位与开放区域的全方位基本匹配衔接,而唯独内外经贸政策、内外贸、内外资、内外经、内外资源、内外市场、内外金融、内外经济法规等尚处在分割分离状态,不仅出现了日益增多的矛盾摩擦,而且严重制约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实施和构建。有鉴于此,如何构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适用一带一路建设和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并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内外并重、内外融合、内外平衡的一体化、全面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新格局,自然成为我国内政外交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深化改革形成内外经济一体化对接管理

15世纪末,由于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市场的逐步建立,大陆文明的主导地位开始被海洋文明所取代,农业文明也开始由工业文明所替代,而我国明朝后期和清朝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长期的封建农业文明继续徘徊延续。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才被迫实行通商,有了30年的洋务运动,加之后来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和内战,以及新中国30年一边倒的计划经济,致使我国的内部经济政策长期与外部经济政策隔阂分离不协调,经济模式纯属内陆封闭型落后经济。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但在入世前,内外经贸政策依然处在比较明显分离分割和自我循环的状态,连接性、衔接性与对接性依然不够,更不用说接轨融合和一体化了。1986年我国提出复关申请之后,开始注意把自己的农业经济政策、工业经济政策、外贸海关政策等内容经过一番加工修饰后向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署等国际组织提供,并认识到国内经济政策与国际惯例衔接的问题。在2001年12月入世后,国内外经济政策协调衔接问题日益突出,而且直接提到了国家最高决策层的议事日程。经过入世后5年、10年和15年过渡期的磨合,实际上就是国内经济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对接磨合的过程,包括我国与东盟、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色列等进行多边、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以及在世贸组织框架中进行的贸易政策措施审议,还有与美国等进行的双边投资协议谈判,在上海、天津、广州等推进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在云南、广西、新疆等沿边省区推进的沿边金融改革和跨境经济合作建设等等,都是内外经济政策协调、衔接和一体化的融合接轨进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元素与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的主体、角色与身份也在急剧发生嬗变,尤其是我国的经济体量和国际人格力量,其在国际关系中的身份也有了明确的认定,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竞争中,自然会发挥主导、引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趋势在不断加快,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的互动性也在逐渐增强,我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内外均衡矛盾。我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一些经济发展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一直以来我国所倡导和实践的出口导向性策略等经济增长模式使得我国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内外部失衡问题。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同时存在,就业问题突出、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结构不合理、内需不足,同时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和储备结构不合理也成了当前有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持续的投资高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投资增长,居民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出现萎缩,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大的生产能力要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内需与外需的不平衡。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回归均衡发展乃是当今中国经济非均衡环境下的最佳选择。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既积累了一些周期性问题,也掩盖了一些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增长速度放缓以后,一些行业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甚至个别产业成为落后产能,需要尽快淘汰,所以去产能,尤其是那些落后的过剩产能需要尽快通过控资、清产、转移、合作、腾挪等方式来消化、淘汰、提升。要顺利完成去产能的任务,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适应经济新常态,那么,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大小,过剩产能合作空间大小以及落后产能淘汰整合的空间大小就成了一个突出问题。如果空间比较大,回旋余地广,其产生的阵痛和成本就会相对比较小,否则就会形成震荡甚至危及社会稳定。所以说,在经济新常态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过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特别是国际产能合作,以及强化跨国自由贸易协定区协议形成,特别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工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过剩产能消化升级和落后产能淘汰转移。鉴此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需要内部产能与外部产能一体化统筹合作管理。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特别是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和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扩大国内需求的空间非常广阔,宏观调控政策回旋余地较大。中央已经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稳定经济增长、加大强农惠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保证民生、着力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利益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外部经济的不利影响,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深化改革形成国内外市场一体化融合管理

国内市场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形成的。国内市场早在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所扩大。但在封建社会还没有国内统一市场,直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它才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产生。社会主义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它的产品不是当地的、小规模的市场所能容纳,因此,在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时,必然要打破地方市场的局限,为范围和规模日益扩大的商品生产寻找广阔的市场,这就要求不仅要有近邻市场,而且要有远方市场,因此,建立一个民族的、统一的、广阔的国内市场,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社会主义经济不是闭关锁国的经济,不能以国内统一市场为限,在国内统一市场形成之后,它必然要向国外发展,建立各国基于市场经济的世界市场。所以说我国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怎样接轨融合、合二为一,走向一体化,实现中国市场就是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就是中国市场目标,不仅检验着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统一性,也考验我们驾驭对外开放深度与广度的水平。

国外市场是商品交换在空间范围上扩展的产物,它表明商品交换关系突破了一国的界限。国外市场又是不同的文明、文化在时间、空间上交织而成的多维概念。从时间上看,国外市场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有其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空间上看,国外市场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总是相对于某一个具体范围内的市场而言,即探讨商品交换、劳务交换和资源配置在一定范围内的特征。我国国内市场正日益融入国外市场体系。随着两个市场统一速度的加快,两个市场的摩擦也在加剧。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对接,应该着眼于两个市场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的对接和统一,对接和统一的基础是统一的市场规则,统一市场规则最为突出的是WTO原则。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合二为一即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同时也事关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转型能否顺利的问题,则是众多国有企业改革及其市场化地位认可问题。事实上中国市场已比较成功地进行了转型,基本达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标准,当然在法制规则方面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国有企业经营的市场化程度和公司治理上也存在进一步改革的余地。内外市场打通融合、合二为一就是加入国际经济运行轨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不再分隔,而是自然一体化。合二为一的目的是为了便宜自由取得国外资源,包括资本、管理、技术、信息、人力等,是享受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利益的关键一环,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格局迫在眉睫的一种内生性需求。

我国和全球的资源市场都在进入快速调整期。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对某些国家和地区,也意味着挑战,特别是那些资源生产国。同时,对中国和世界来说,这也意味着机遇。对于中国能源发展而言,经济新常态意味着能源消耗增幅下降,清洁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消耗上升。如何有效应对向资源经济新常态转型中所产生的跨领域影响,仍是核心挑战。全球资源治理改革迫在眉睫,缺少中国参与的全球治理改革难有实质进展,中国应采取创新且务实的方式,世界需要合作新模式,中国与世界资源关系的新变化充满着诸多挑战性机遇。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安全、高效、稳定地配置所需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我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此,应加快建立并不断完善重要资源的战略储备体系:一是立足国内资源,加大国内资源勘探开发力度;二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能源资源替代战略体系;三是积极开展国际资源竞争与合作,加快实施"走出去"资源战略;四是增强重要战略资源产品的定价权;五是建立国际协调机制,共同抗击风险;六是实行进口来源多元化,分散风险;七是调整经济结构,节约能源;八是运用市场化手段规避风险。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指出了中国提高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之路,同时也强调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坚持并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化、生态化、清洁化生产产能合作。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对一国或地区而言,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在全球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中国借助双边多边投资机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效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走出一条新的适合我国扩展对外经济活动的国内要素与世界要素一体化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新路径。

从长远来看,作为大国经济,在重视培育外需拉动作用,同样注重内需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在国际贸易结构变化,外需疲软的时候,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就更为突现。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产生以来,国际市场因供需结构变化,供大于求的矛盾异常明显,外需不振直接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平稳增长。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全面重视培育挖掘内需的行动,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措施,并初步见到了一些效果,但由于历史、文化与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储蓄积累偏好,再加上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以及银行为主体的失衡的金融制度等等因素,致使我国的内需长期不振,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拉动作用持续得不到释放。直到2013年消费需求率超过50%,但整个经济发展态势并未出现触底反弹,说明内部需求是发展的最终成果,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未像投资拉动作用那么直接明显,由此看出必须重新审视重视外需出口的拉动作用,最好是把内需与外需兼容并重管理,因为内外需的作用转化应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以致外需成为多年来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般来言,随着内外政策、内外市场、内外贸易、内外经济、内外要素、内外经济结等方面的一体化融合管理,作为经济运行核心一环的金融,其内外监管政策也理应趋向一体化协调管理,这不仅有利于提升金融运行效率,更有利于国际间协同努力防范风险,化解危机。各金融机构在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感召下,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活动非常活跃。发展绿色金融,打造绿色金融成为了当下金融一个重要趋势。但关键一步是金融自身要绿色、生态、有机,这是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核心内容。内外一体化是从宏观视角对金融地域系统与周围环境关系内在规律的认识,然而任何一个金融地域系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国、多地区的现实状况,这种不容忽视的国界壁垒对金融一体化具有直接和关键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有发达的金融制度和市场经济保障---共同认同的金融运行规则,回避了金融要素流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金融要素自由流动所要跨越的障碍目标比较单一。而发展中国家,金融业成长的市场化程度上不足以调节金融要素的自由流动,行政因素或政府干预是一个无法舍弃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在不完全市场竞争的市场条件下,金融一体化必须以成熟、开放的宏观地域背景作为基本前提。

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整个国际金融业融合发展趋势已不可逆转,金融领域内严格分业经营的界限正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放松对金融机构业务的限制,金融机构的全能化、金融业务一体化经营的趋势在不断加强,这就迫使各国金融管理当局的监管范围、监管手段、监管模式、监管体系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在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的推动下,金融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越来越取决于资源在各个市场之间的流动性。金融控股公司、跨市场衍生产品、创新金融工具等一体化组织和产品的发展,更是直接推动了金融业综合经营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从长远发展局势看,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金融政策与监管体制协调趋同,是客观规律使然,是要素与金融范围内实现自由流动并优化配置的内生动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程度日益加深,内外金融政策一体化统筹管理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全方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所需。

(三)深化内外贸一体化兼融管理

内部贸易与外部贸易既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通过深化内贸外贸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内外贸共同面,缩小差异化进而实现融合统一、合二为一,实现内外贸体制一体化运行,既降低了企业运行成本,又减少了制度运行交易价格,改善了营商环境,又提高了效率。

内外贸的共性表现在:一是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相同。国际贸易从事着国家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国内贸易是国界内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虽然活动范围有所不同,但都是商业活动,都处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交换环节,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中介地位。二是有共同的商品运动方式。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交易过程大同小异,但商品流通运动的方式却完全一样,商品经营的目的都是通过交换取得更多的经营利润。三是基本职能一样,都受商品经济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基本职能都是媒介成商品交换,即做买卖。其他活动如融资、储存、运输、报关都心须为它服务;同时,都必须遵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节约流通时间规律等。这些规律均会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影响到国际和国内的贸易。不管是从事国际,还是国内的贸易都必须遵循这些经济规律,不得违背。

内外贸的差别性主要表现为:一是语言、法律及风俗习惯不同。国际间进行贸易活动首先会遇到差异,必须首先克服这些障碍,否则就无法恰当地进行贸易洽谈、签约,处理贸易纠纷,进行市场调研。国内贸易虽然也会遇到一些语言、风俗习惯的差异,但差别要小得多。二是各国间货币、度量衡、海关等制度不同。进行国际间商品交换,会遇到须用外币支付且汇率又经常变动,以及各国间度量衡、海关制度均有较大差别等诸多问题,使得国际间商品交换活动复杂化。相比之下,国内贸易就简单多了。三是各国的经济政策不同。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主要是为本国经济发展起作用的,但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开展,且很多政策也会因不同的经济形势、不同的执政者而变化。这里有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进出口管理政策、关税政策等等,从事国际商品交换活动必须研究这些政策。国内贸易研究的内容要少得多。四是国际贸易的风险大于国内贸易。商品交换离不开风险,但相比之下,国际贸易的风险更多也更大。其表现在资信风险、商业风险、 价格风险、汇率风险、运输风险以及政治风险等方面。

对外开放与流通体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可谓是功不可没。由于转型经济的初期特征,改革先驱们遵循了国内与国外市场、内贸与外贸暂时隔离,以及两个管理体制、两种政策环境的改革思路。时至今日,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要求我们尽快建立适应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商务新体制。为完成这一重大改革任务,需要我们理解之前的改革路径、改革手段以及存在的改革障碍,并为下一步构建商务发展新格局、培育商务发展新动能,形成商务发展新优势,进而打造内外贸一体化兼融管理体系创造有利条件

(四)深化内外资一体化运行管理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内外经济的接轨融合程度不断提升,内资与外资如何通过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来逐步实现一体化运行管理,营造公平、公正、统一、透明、一致有序的非歧视营商环境,已成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内资是指本地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投资者,来本地以从事经济社会活动为主要目的,遵循市场机制法则,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进行的独资、合资、参股合作等而流入的资金。它不包括中央和各级政府无偿捐赠等。外资是一个较为模糊的经济学概念,一般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一是将外资理解为国外资本、国外货币或国外资金;二是指外国投资,即属于国际投资的一种行为;三是指外国投资者,即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通常将外国投资者称之为外资,这是从投资主体上来界定其含义的。今天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很大不同,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外汇与资本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解决资金匮乏问题不再是吸引外资的主要目的。中国终结外资在华超国民待遇,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资关上大门,而是希望按照一般的市场规律和通行的国际惯例,本着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原则,提高吸引外资的质量,解决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两税并轨后,对外资的吸引力会不会下降?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和判断。外商投资决策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市场潜力,二是政局稳定情况,第三是劳动力成本,第四是土地附加资源价值,第五是优惠政策。这次企业所得税制度统一过程中,保持与周边国家相对较低的税率水平,同样可以使税制在优惠政策调整情况下依然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大部分外资特别是实力强大的外资企业和著名公司,在中国进行“资源的配置”已游刃有余,可以说,享受国民待遇,就能赢利。同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对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给予适当的过渡期照顾,照顾到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的既得利益,最后实现平稳过渡。从以上几方面考虑,有理由认为企业所得税制度统一并不会对吸引外资带来太大负面影响,不仅不会影响对外资的吸引力,还会提高吸引外商投资的质量水平。

内资立项投资运营主要是由发改部门在管理,直接关系到投融资体制改革,这是今后改革的重点,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一环,内资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投融资体改不到位,市场化导向改革不到位,就难以与外资实现融合统一,合二为一。同时对外资管理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本身就是内外资管理体制趋同统一迈出的重要一步,当然内外资实现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管理,有时候看上去似乎比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更公平合理,但这更取决于内资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投融资体改的到位情况,如果内资连负面清单管理都未实行,投资立项程序繁琐复杂,管理交易成本高,那么所谓的内外资融合统一就是一种政策开放的倒退。从目前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推进外资负责清单管理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管理的实践情况看,其实绩并不理想。如果外资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是符合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规律的,那么内资向外资靠拢趋同,这就是改革开放的进步,如果相反,那就是退步。所以说内外资一体化运行管理体制构建一定基于国内投融资市场化改革比较到位的基础上来进行。

(五)深化内外商法一体化调适管理

经济法律关系是国家根据经济法律规范在限定市场主体资格、规制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管经济的过程中,在经济法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构成,经济法律关系也不例外。该三要素是经济法律关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经济法律关系,应当与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有所区别。首先,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法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后所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经济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利益关系。前者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后者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其次,经济法律关系要靠法律来保障,经济关系靠客观经济规律来支配。最后,经济法律关系的存在以经济法的存在为前提;经济关系的存在,不以法的存在为前提,它是客观存在的。由于经济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与上层建筑特点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法律与国际经济法律衔接协调调适的艰难性。

“法律关系理论”作为传统民法的核心理论,其关于法律关系及其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的理论,几乎成了民法学知识体系和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的构成依据与理解主线。而其中,德国《民法典》就被认为是严格地按照萨维尼的法律关系学说而构建的。而且,若我们仔细深究就会发现,从特定的调整对象到单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规范再到独立的法律部门等一系列概念,实际上为传统民法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知识有机体。进而,再考虑到德国民法学说及民法典体系对近代至今天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法典制定的深刻影响,以及其后“法律关系理论”随着“民法帝国主义”的扩展,而被泛化为传统法理学的一般理论模式和分析工具等法制现实,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上述传统的法律关系及其内部构成三要素理论,一方面,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思路,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消解经济法研究中理论与实践间的矛盾和张力,进而理论创新提供了批判和发展的平台。因为,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出发,经济法律关系在其内、外部结构方面均存在着传统法律关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诸多特点。而正是这些特点的存在,才使得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法部门的独立性有了现实的支撑和理论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法律关系的特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需要我们用新的眼光对其进行理论构建。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经济法研究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就是必要的。在1991年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动下,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经济法律出现了协调一体化的趋势,其不仅表现为贸易、投资、金融、竞争及知识产权等各领域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之间的内部整合,而且体现在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与国际社会法律规则等之间的外部联结。在中国2001年入世后,我国首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法律调整适用过程,出现了大规模对现行全部经济法律进行全面盘点,梳理归纳,实行了较为彻底的“废改立”运动,为我国构建“一带一路”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制中的内外经济法律一体化模式管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需要,加强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深感迫切,实属当务之急。“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步伐的加快推进,经济全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过程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法律与世界经济法律调整适用已到了建立常态化、机制化、规范化的重要阶段。中国的经济法律也需尽快跟世界经济法律衔接接轨,注重吸收、借鉴和引进更完善的法律理论体制和机制,使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逐步适用国际通行的法律体系,避免不必要的法律冲突,进而降低法律制度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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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蓝虹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习近平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理论体系,既重视中国国内生态环境,也强调中国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对中国的绿色发展意义重大,也正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的形成。

基础与内核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发展贡献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是习近平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理论体系的基础与关键内核。

生态环境资源为全球配置,收益为全球共享,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使用往往会影响各国民众的福祉。譬如,这些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保护三江平原湿地,不做改变湿地形态的经济开发。三江平原湿地具有强大的吸碳、固碳功能,其保护对全球气候的稳定作用重大,是各国民众共享的福利。

9月21日,珍宝岛湿地秋色。珍宝岛湿地是三江平原沼泽湿地集中分布地区

但是,生态环境治理成本需要本国支付,治理收益却不能完全内化为本国独享,在收益外溢效应面前,各国往往会不愿治理,而是加大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使用力度——这就形成了零和博弈,即一国以消耗更多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进而损害了他国利益。这种零和博弈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导致地球的生态环境系统改变。

人类可以生存与忍耐的生态环境转变区间十分狭小,譬如气候变暖并不会导致地球崩溃,却可以使脆弱的“鲜活血肉”人体受到毁灭性打击,甚至令人类社会整体消亡。人类提出保护地球的口号,但是地球完全可以像其他没有生命的星球一样对一切“冷眼旁观”,因此,人类真正需要保护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臭氧层破坏、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剧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全球性输送,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首要挑战,各国必须共同参与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或者组织都无法单独引领如此大型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行动,生态环境危机,必须且只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组织载体来解决。

制度体系

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巴黎大会正是为了加强公约之实施,督促大会“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他还希望《巴黎协定》“在制度安排上促进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中国正在推动达成有力度、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为全球气候治理提出以制度构建为核心的中国方案。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受益外溢,这就要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组织载体来推进,其中制度构建是关键。在一个组织内,制度是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基本保证,也是实现公平、公开、公正的必要条件。

全球生态环境资源具有高度稀缺性,其内在价值很高,由于目前没有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体系约束,各国使用人类共有的生态环境资源时,更多考虑的是短期经济利益,而非履行责任,这就导致了“公地悲剧”的发生。譬如在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退出《巴黎协定》,严重打击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

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在白宫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在推进制度构建的进程中,大国的示范作用极其重要。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以制度构建为核心的中国方案,还用实际行动推进制度建设。2015年中国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发展理念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向全球表述了中国坚持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以及将绿色发展融入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习近平表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其中一大要点便是“推进绿色发展”、“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习近平提出,将“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在将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具体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民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方面,中国向世界做出了如何建设美丽国家的大国示范,也将继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只有世界各国都积极变革、走向绿色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可能。习近平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观,将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出了制度建设在其间的核心作用,融入了绿色发展理念,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指明了路径与方向。

责任编辑:王涧 张婷 刘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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